臺北市的公共住宅正急速興建中。截至2018年十月底為止，在近20,000戶的目標下，臺北市現已完工超過2,000戶，另有超過6,000戶施工中、近5,000戶預計於今年動工。平地高樓起，迅速增長戶數帶來的量變，將對臺北市舊有的都市景觀與居住生活產生本質性的衝擊。
文：曾稚驊 ／ 圖：戴嘉惠建築師事務所
受訪者：戴嘉惠建築師事務所 戴嘉惠主持人 建築師、林欣蘋協同主持人 建築師
藏在戶數下的挑戰，是居住文化的重塑。在水泥叢林中疲憊地奔波，返家關上大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鄰居幾乎不曾認識、最多偶遇點頭示意，保持著相敬如賓又彼此警戒的距離，冷漠是都市生活最常見的寫照。即便是社區型的大樓，絕大多數也都是門禁社區，易言之只有有限的人能成為「社區」與生活網絡的一部分，買不起、看起來格格不入的人，就被排除在這種「公共生活」之外。公共住宅計畫不只是提供給一般人與弱勢者只租不售的居住選擇，有品質的居住生活更需要透過打造人與人之間的共居，讓公共住宅真正能夠發揮廣納不同人們的社會融合效果。
戴嘉惠與林欣蘋建築師負責包含臺北市興隆二區公共住宅在內的多個公共住宅建築案，致力於在公共住宅中納入更多元的建築思維與空間設計。秋風颯爽的午後，建築師娓娓道來對於公共住宅建築設計的經驗與想法。建築不只是堅硬的結構，可以是新興產業與技術的實驗場，更可以、也應該要引發更多居住生活的可能性。
安康平宅的改建背景
臺北市的公共住宅在趨於飽和的都市用地上，承擔起配合都市再發展的角色；興隆二區公共住宅就是建築在安康平宅社區改建的基礎上。平價住宅是臺北市政府提供給低收入戶的居住服務，由社會局管理，從1972年開始，包括安康、福民、福德、延吉、大同之家等多個平宅，在陸續改建之下，至2018年8月的統計尚有1448戶。平宅由社工輸送社會福利資源，並且只需繳納更為低廉的管理費；然而在集中照顧弱勢的早期規劃思維下，使得許多平宅成為飽受污名的地帶，深深烙印在許多臺北人對於「貧民窟」的想像中。
有著上千名住戶的安康平宅要進行改建，如何銜接原有的空間與社群，是建築師在設計時的挑戰。「注意看安康裡面，在街道、開放空間與地面層的公共性其實以使用來說蠻好的，而且居民在情感上是會互助的」，戴建築師說，「我們希望原本生活的人際關係樣態要移植到公共住宅，要有別於一般都市的社交冷漠。」建築設計在現代主義下對於機能性的偏重，到了當代成為建築師反思的目標，重新找尋人性、社會互動與社區營造的可能性。
改建不該是毫無關聯地粗暴介入，更需要與在地經驗互動；對建築師來說，與原住戶的接觸就是對自身最直接的改變。「看見安康社區的外觀，就會勾起許多歷史文獻記載的樣子，幫派、毒品、偏差行為，老實說我們也是被植入了這樣的印象。」林建築師坦白地說，「但是在施工說明會上，願意走出來的那一群人，你真的不知道他們就是安康平宅的住戶。」居住環境、租金補貼與生活狀況，平宅的原住戶與建築師分享這些經驗，不只扭轉了建築師的印象，更是建築師的信心支持，讓原住戶對改善生活的期待藍圖，有機會透過建築師而實現。
建築規劃還要融合第一線的經驗；在安康平宅的基礎上，更要融入大量的社會福利設施。戴建築師談到規劃時拜會社會局、愛鄰基金會等社工人員與專業者的過程，嘗試在公共住宅納入更多相關使用者的意見。其中一個是社會福利與開放空間的關係，「公共住宅的社會福利設施常常變成類似鄰避設施；其實你把它打開、讓大家可以去接觸，反而可以改變人們的看法，讓設施不會是一個跟街道封閉、缺少互動的狀態。」戴建築師解釋，「台灣很多街道的活力是來自於店鋪、商業，或者是街道行走的人，可以跟街道互動。」
如同Jane Jacobs超過五十年前對於紐約的觀察與專業規劃的反對，建立社會秩序所仰賴「街道上的眼線」除了商店之外，更可以是設施與使用者等微小卻重要的日常生活經驗。類似的道理反映在建築師對社福設施與開放空間的規劃。老人福利供餐聚點等設施放到一樓、較需維護管理的身心障礙福利工作室則放在二樓，讓一樓的空間能夠成為更積極的社區服務據點，社區周邊的長者也可以使用，進而落實與推展在地老化等觀念。換言之，各種社福設施與工作站有著不同的性質、服務不同的對象，保有動態活力與熱鬧活動的設施可以扮演起一個好的起點，讓一般人能夠看見、走近，逐漸降低標籤化與鄰避設施的效應。
大量體，小巧思
攤開興隆二區公宅的設計，最先映入眼簾的是巨大的量體。22層樓、585%的容積率，反映的是社會住宅與公共住宅政策下，快速的推動進度與大量的戶數要求。相應於這些住宅空間的限制，建築師提出的回應則是以「共享生活」為最核心的建築策略，如建築師在《台灣建築》第277期的文章，這些策略包含了建立開放的街道空間、確保街道的活動、盡可能增加社區的共享空間，以及因應周邊都市環境的天際線等。
「興隆二區應該是目前全部公宅裡面密度最高的，」林建築師解釋，興隆相較於擁有相近的戶數的健康公宅，後者有著較大的樓地板面積，以及一開始還沒有填滿單位的低樓層空間，使得健康有更多能發展的公共空間；相較之下，興隆公宅的任務之一則在於「中繼」原有安康社區改建後的大量住戶人口壓力，無論在戶數或福利設施上都受到更多要求。林建築師回憶道，「強調戶數、不要太多的公共空間，有改建的歷史背景與責任；但是在這個條件下，我們盡量去平衡戶數，也盡量做『小而美的公共化』。」
建築師所說的戶數平衡，在住宅單元是進一步達到混居與融合的目標。建築師找出了當時建築的平面圖向我們細細說明，「這些一至三房的房型其實就是不同的家庭成員結構，從單身、簡單的核心家庭，到兩代或三代的」。不同於一般房地產市場將住宅單元同質化、或者至多以不同樓層區分產品的做法；建築師強調在公共住宅的設計中，應讓同一個平面就可以看到不同家庭結構、與不同社經地位的鄰居，讓一般戶與保障戶有彼此接觸的機會。「這個公宅在平面圖上的特性，也就是你在等電梯、你要進進出出時，會看到不同的家庭結構。」換言之，是透過生活的接觸，拓展住戶生活經驗與對鄰居的認識。
建築有自身的功能要求，不是一片空白的畫布；然而並不代表揮灑的空間消失了。舉例來說，建築本身有其防災功能要求，確保住戶在災害發生時疏散到避難區域是重要課題，興隆二區在三樓的地方便規劃了2%的下肢障礙的戶數。不過，建築師的想法還不只這樣，戴建築師補充道，「三樓我們在空的地方做了拾手農園，以輪椅高度來進行設計，讓住戶可以在這邊種一些作物。」這些意見不是憑空而生的，拾手農園也是得益於愛鄰基金會的意見，構思一些空間讓住戶可以練習栽種、培養，有活動的空間，更讓未來有機會產生社區性的活動或課程。
從住宅單元到公共空間，興隆二區公宅在設計上最鮮明的標誌，或許就是在十二樓連接兩棟建物之間的空橋了。對於建築師來說，空橋是在大量體的住宅下，盡可能找尋公共空間的嘗試之一，「中間設計空橋的意義，在於能讓上下樓層的人，在這裡能夠有社交的空間」，戴建築師解釋道，無論是空橋或其他公共空間，根本的意義就在於人際互動與社區認同的建立。
透過社交與公共性的追尋，兩位建築師從建築設計之初便提倡「一起做家事」的概念。「『做家事』讓家裡成員能夠凝聚，那『社區一起做家事』就是把社區的事情當作更大的家庭結構來分享。」建築師所不斷努力的，就是說服政府保留公共空間，讓有志者能夠經營。
公共性與共同體的建立，還要因應原有的改建脈絡，讓社會中有形或無形的隔閡與界線逐漸穿透。舉例來說，建築師在愛鄰基金會的建議下，將複雜的街廓，包括六個出入口與三個梯廳做出分流，透過雙向而透明的門，讓人可以較無負擔地走過來並串流動線。「最重要的是，這種開放是『經過』，就是說要有一點點黏又不要太黏，就是看得見」，運用空間策略讓社會界線得以鬆動。
空間進化的政治
不過，建築師對於空間的想像與藍圖並不一定就能夠完全實現。「十二樓的空橋本來那整層都是公共空間，現在只有前半段留下了百分之五十，後半段則被回復成住戶單元」，建築師略顯無奈地說。空橋的規劃最初飽受政府的質疑，最後直到社會局願意扛下維護管理責任，才讓空橋不至於完全回復到住宅單元。「社會局打算做課後輔導中心，由他們來負責維護管理，而且因為社會局的空間其實蠻少的，他們可以來認養，所以我們才很慶幸空橋能夠被保留下來」。
現階段公共住宅由政府直接興建、並且負擔往後數十年的維護管理責任下，理解建築師的藍圖、並且願意承擔起責任的政府官僚，在空間的進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時有一位長官就跟比較抗拒的單位說，『建築師講的這些東西不是建築師的問題，是你們要做的問題，所以不要叫建築師改東西，你們拿著這個問題趕快回去研究如何做』，這一句話讓公宅有機會留下社造的契機。」這是業主對於建築師規劃上前瞻思維的肯定，也讓建築師感慨輕輕的一句話，卻是重大的一步，讓規劃上的鴻溝能夠跨越。
現有的政策規劃與思維無可避免地帶有部分舊的居住文化觀念，成為建築設計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我一直想不通的事情是說，政府常認為要有血緣關係才能住在三房的住宅單元裡。」戴建築師以房型與住宅單元之中預設的血緣關係為例，「我覺得很奇怪，我們今天三個朋友也許是共同創業，難道我們不能一起去承租三房型的，一定要有血緣關係才能嗎？」
建築師對於住宅單元的構思有時會超越現行的制度法規、以及背後所隱藏的邏輯。「我們提出過一種在宅工作單元，運用三房型改成樓中樓、留下一個小的工作室，因應工作型態讓青年更願意入住。」然而，這樣的案子受限於住宅與商業租金的區隔，最終無法實現。對建築師來說，法規上限制的用途不只是收租金的標準，更是對於公共與私密空間的舊思維，「再怎麼小的單元，我們都希望它有可能釋放出公共性，可以做公共的工作室、或者是私人的起居室，能夠讓人走進來」。
雖然建築師設計指向未來，然而能否實現還是必須回到現實中與業主、相關團體的折衝。在興隆二區的設計經驗上，戴建築師直言，「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徹底落實一起做家事、一起有多元的社區生活，第一個是在政策上需要突破血緣關係的限制，來達到共居生活的可能性；更要注意到住宅單元的多元性，依據不同公宅的區域跟區位去思考，不是扁平化的戶數思維」。
進步的硬體需要更進步的軟體
公共住宅除了空間上帶來的變革，結合新興產業與發展是相當常見的策略，以此扮演都市再發展的推手；興隆二區公宅納入的智慧電網與智慧化設備，也與臺北市「智慧城市」的目標相互輝映。在空間的進步之外，設備的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然而，兩位建築師也有更往前一步的願景。
「廠商應該還要再前衛、更有未來觀一點！」林建築師笑著說，「我們的產業很厲害，就是所有的各式各樣的camera、各式各樣的sensor，這些我們台灣人真的非常會生產，而且非常會設計。」然而，對於建築師來說，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這些設備能不能更人性化一些？
林建築師說道，早在2016年的「想家計畫」時，他們就曾經提出建置app的方式，來考量使用者、社群與科技設備之間的關聯，只可惜這樣的概念以硬體設備廠商的能力來說還有努力的空間。建築師的關懷是更全面的認同型塑過程：「我們認為要考慮一個虛擬的世界，在這裡會有虛擬的場所精神與社群認同，而且虛擬環境的社群認同也會是對實質場域的認同感。」
設備是可見的、物質上的進步，然而讓使用設備的意義能夠增長，讓使用者能夠因為設備而與其他使用者產生連結，才是新興產業在此真正的附加價值。設備更建立起瞭解人與社群使用習慣的基礎調查資料，能夠指引未來規劃的方向。在興隆二區等公宅上納入了智慧化與智慧三表，就讓建築師思考起有沒有更多的可能性，「智慧三表記錄了一個家庭組織的能源使用方式，其實我們過往所有的統計資料沒辦法做到這麼細，換句話說這個資料對於我們未來能源管理的政策，可以形成一定的data量，更可能有一個比較好的分析結果。」有了這些資料以後，更能引導不同規模尺度的活動和設施安排。
另一方面，設備的意義還要透過使用者教育來建立。「我覺得重要的是情境化，有了這些設備以後，遇到什麼事要做什麼、有什麼好處，讓情境去引導出同理心。」戴建築師的說法，指出了智慧化的科技與設備不只是生活機能的滿足，更可以是用來理解其他住戶的可能性。相同的設備被不同年齡、性別等差異的人使用時，在各自的生活脈絡與情境中賦予了設備使用的意義，而這些意義讓住戶更能同理其他人是怎麼樣生活的。
讓使用者動起來
在社會住宅推動聯盟、臺北市青年事務委員會與公共住宅委員會的推動下，臺北市政府提出「臺北市公共住宅青年創新回饋計畫」，開放讓青年提出社區營造的方案，透過提案甄選的機制，獲選者可以直接取得入住的資格，並且將方案付諸實現，目前這個計畫已在健康、興隆等公宅開始推動。社區營造最根本的目的是創造居住文化更多元的樣態與彈性；一同前往訪談的同伴、負責執行回饋計畫引導社造方案的原典創思團隊成員提及，如健康公宅的空間使用彈性也是透過一次一次的舉辦活動、並且與主管機關交涉下，從原本不接受非上班時間的借用到逐漸開放，慢慢建立出來的。基於這些執行的經驗，未來在興隆二區的住戶、機構與周邊設施如學校的合作，無論頻率多寡，都有機會可以慢慢打破現狀，及有入住服務計畫的資源挹注讓住戶自發舉辦活動的同時更進一步交流情感，讓鄰里間的關係加深固著。
在回饋計畫出現以前，建築師曾想過讓使用者除了居住以外更積極的方向。以興隆二區原本備受政府質疑的空橋為例，戴建築師回憶道，「我們跟政府說即便要回到住宅單元，那可不可以預留一些種子住戶來示範居住生活的樣態，也許是收納或其他方向，可以像是生活樣品屋，示範生活樣態之外，也與新住戶或安康的原住戶有點互動。」建築師清楚地知道，住宅建築最終能不能成為活躍的社區，不能單靠機構主導的維護管理，還是要回到使用者本身，「機構為了營運、維護管理，要負擔收容人口的安全問題，難免變得相對保守，機構與使用者要有個對話的機制，來避免這種保守化的趨勢」。
讓使用者動起來，不只是限於公共住宅的界線內，透過住宅單元、公共空間開放即可，更要考量到如何結合周邊鄰里與設施。林建築師提及，在規劃設計時他們曾注意到周邊鄰里、設施與公共住宅未來共存的一些問題，「我們在做這個案子的時候，很清楚基地附近的明道國小原本就有招生不足的問題，因為他在安康社區旁邊，所以一般人認為在這邊就讀的小孩子是弱勢，一般中產階級的家庭會把小孩子安置到其他學校。」無獨有偶地，原典團隊在執行計畫走訪在地時也曾接觸過明道國小的校長，共同討論回饋計畫能給在地的教育帶來什麼幫助，更樂見未來新的住戶進來提供回饋計畫能夠與學校結合。
「我覺得這個時代是除了功能之外，要慢慢對社會有一種新的人際關係去擾動」，建築師的想法很明確指出人際關係與社群活動的重要性，「所以我覺得不管是青創（回饋計畫）、或利用現代的APP或智慧設備，都是需要更好的人際關係，或者是說更好的社會動能。」畢竟話說回來，公共空間、開放空間的保留，從來都不代表使用者就會自動浮現，「我們自己去看了很多的案例，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一個trigger（觸發點）。」而人，就是空間能夠活起來的火花。
迎向未來的生活風格
公共住宅肩負著建立新的居住文化的挑戰，從軟硬體、政府與民間的責任，各層面地進行文化與風格再造的工程。對建築師來說，空橋爭奪戰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代表，代表著空間如何可能對生活風格產生重大的影響，「興隆這裡有五百多戶耶，沒有一個社區營造的公共空間，可能會成就臺北市最高的貧民窟，沒有靠社區營造又要怎麼混居？」
對建築師來說，居住文化的挑戰必須回到社區營造一步一腳印的實作才有可能成功，建築師以其專業蓋出來的住宅更必須要成為蘊含這些能量的載體。公共住宅一定會對臺北市的居住模式改變，一方面在於公共住宅是直接可見的硬體提升，並且提供更為適宜的居住環境，以及推動都市再發展。另一方面，建築師更希望在不斷的硬體更新中，透過公宅能夠建立新倫理，關於人們如何共同居住與生活的倫理。
「我們腦筋裡想的都是完工之後的生活樣態，而且是超過現在街道上看到的lifestyle、是下一個lifestyle的藍圖，讓我們支撐工作的熱情跟動力。」兩位建築師異口同聲地說出了建築師工作最深層的快樂與擔憂。「老實說我非常怕入住後不成功」，建築師直言，從規劃、與人群接觸，乃至於面對新興的回饋計畫與社區營造方案，他們不斷斟酌理想中的生活風格實現的可能性，更擔心藍圖中的生活風格在遭遇困難時，被以最消極的方式塵封。「我們很在意使用經驗的評估，而且評估必須要有對話，如果沒有對的引導，一旦遭遇困難、被停用之後，這些契機很容易就錯過，又要也許十年後才能回來檢討、然後重起爐灶。」透過指向未來的藍圖指引，在現實折衝下建築出的空間，還要不斷藉由評估與對話，引發更多人的合作與參與，生活風格的變革才有可能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