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燠熱的週六，臺北盆地的欲雨的悶熱中，一群來自臺北市三處社會住宅的青年帶著陽光的微笑，聚集在臺北市政府中庭。這是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辦、原典創思規劃顧問有限公司(為青創計畫之執行輔導團隊)辦理的臺北市社會住宅青創計畫的跨基地聯合交流會，也是「青創計畫」──臺北市社會住宅青年創新回饋計畫──推行以來，第一場實體的見面會。
文：鄭珮宸
為什麼需要創意青年提案人入住社會住宅？
青創計畫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辦，希望透過讓創意青年進入社會住宅、興辦活動，帶動社區連結，並改變外部社會對於平價住宅與社會住宅的負面印象。臺北市青年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黃建興指出，計畫的發想包含兩個層面：一方面透過年輕種子戶與其他居民和附近社區的良性互動，撕下社宅的負面標籤；另一方面是將青年注入相對弱勢的地區，讓創意能量遍地開花，成為臺北城的驅動源。換言之，眼前這群微笑著互動的青年，肩負著兩個層次的改革責任：一方面每一位與會者各自主責實體社區的活動籌畫，另方面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共同肩負著一個遠程目標：達到社宅好厝邊的理想。
美麗且宏大的願景，仍要落回以個人為單位的實作中來執行。社區交往計畫協同主持人施佩吟，聽著青年們分享活動中或欣慰或崩潰的經驗，提醒道，好的嘗試多半是回到自身，從自己喜歡社區開始。「不必起步就想著營造大社區，而是從小願景事物開始；瑣碎的雜事才是真正的大事」。例如想要建置平台、創造共享的公共空間，促進居民的交流；但是這份美麗的心願，還是要回到搬磚運土、喬場地找參與者等等基本工作，一步一步地完成。
簡單來說，都發局期待這群青創的種子戶捲動社區、創造新的社區文化，就如同將星星火苗放置在木柴中，期待每一點火星各自燃成火炬一般。
但是實踐與理念的橋接是困難的。從個體的計畫實踐（如搭建一個平台），到抽象的議題倡議（如營造新社區關係），實踐與理念的差距往往造成參與者的壓力和挫折感。例如幾位夥伴在操作工作坊中，提及原先最期待是要串連銀髮族，讓社宅中許多獨居的長者相互認識、頻繁互動，進而形成新的、適合現存空間安排下的互助照顧社群。但是，隨著各自的活動開辦，在邀請居民共襄盛舉的過程中，慢慢才發現：最需要幫助的人，經常也是最難觸及的群體。長者們對年輕團體的戒心，或者立基於長年生活方式建立起的固著性行為模式，在在使新的鄰里互動模式難以建立。
除了計畫活動本身帶來的挫折，種子戶們還面臨更大的制度性挑戰：尚未建置相關制度。健康社宅是台灣第一處有青創計畫成員進駐的社會住宅基地，在此之前，社宅的行政組織運作、場地使用、設備盤點等等庶務，都屬於政府內部的管理工作，沒有設想過這些管理窗口會需要頻繁地和居民協調，也未設想過接受多樣的活動安排。青創戶的到來，帶入新的社區想像時，也同步引入新的行政與管理需求，建立物管與居民之間更明確的互動規則，以便打造新的社群關係。換言之，辦理活動不僅對青創種子戶而言是全新的體驗，對政府單位來說也是嶄新的經驗。然而種子戶是帶著開創的心情踏入社宅，但是行政單位卻需要面對制度上的規範與程序；兩端不同的行動邏輯，交鋒中也難免帶來挫折。
青年們光要將企劃的活動順利完成，過程中從媒合物資與人力，到碰撞行政制度，每個環節就已經需要付出時間、心力和溝通的成本，遑論更進一步組織各種活動，全面性地改造社宅中的關係網絡，甚至要改變外部社區對社宅的印象。從個體的活動達標到政策期待的社會文化改造，兩個層次究竟要如何銜接？這就是輔導團隊的設計，也是今天面對面交流會所背負的遠景。
實體交流會的三層作用
在這場實體見面會，是由輔導團隊原典創思主辦，同時也邀請了社宅中其他行動者一同會面，包括青創計畫的評選檢核委員，隱身在實體空間設計與規劃幕後的社宅設計建築師，以及日常中就與青年密集接觸的物業公司。在交流中，青年們提出自己的經驗，以其他視角參與在青創計畫中的行動者們，也能夠以自己的觀點回應，達成實質的意見交流。例如青年指出由於活動場地規劃時並未考量烹飪性活動，公共空間電壓不足，也無乾淨水源，造成「拿蔬菜到廁所偷偷洗」的尷尬狀況。建築師則回應當初設計的考量，同時承諾將水源與電壓納入未來社會住宅的空間規劃中。又例如，公共空間是免費租借，原則上不得從事營利活動；然而青年們指出實務中經常有里長或其他居民，占用場地作為私人營利的用途，因此質疑管理方的場地租用規則和檢核標準；物管與主責單位也同樣回應，未來能建置相關機制。
在交流會上，雖然是以青年的實務經驗為主要議題，然而在活動現場可以看見不同的參與者，重新對於「什麼是青創計畫」的深度討論。無論是重新確定政策目標，還是實務操作的需求，透過將不同的角色帶回來，交流會將青年們的「搞砸經驗」轉化為機制，共同打造越來越能支持青創能量的環境制度。
而青創戶之間的關係網絡，則是交流會的第二層意義。透過種子戶之間的串聯與共識確認，連結主題相近的計畫，擴大單次活動的觸及與影響。例如小飯和愷伶兩人因為計畫性質相近而合併進行。串聯種子戶的意義，不僅在於活動的規模與成效之擴散，這些種子戶的合作本身，就是未來社區關係持續發展的基本盤。例如兩人在分工上一個主導企劃與規劃，一個人協調、溝通、串聯，降低個別舉辦活動的壓力，更搭建起兩人緊密的友誼，並且有意識的將這樣的關係向外延展。又如台中的好伴社計分享到，台中種子戶透過「揪團玩桌遊」，先奠定好隨call可隨到的鐵粉，再慢慢增加活動的亮點，讓更多居民願意加入。
青年之間的夥伴關係也是彼此打氣的友善空間，讓原本零星的火光先能夠建立相互取暖的不滅空間，再去點亮其他的人；而這種互助關係的建立也可以透過機制來強化。原典創思指出，在健康社宅的陪伴輔導過程中發現，種子個體戶單獨面對挫折比較容易陷入個人的焦慮、挫折，使計畫的執行難度更高，例如獨自面對著社宅相關機關沒有對口、無場地與租借規則、無活動興辦資源等等困境時，容易將問題歸因在自己的活動經驗不足，徒增無力感。然而，隨著經驗累積，配合青創戶之間的交流，營造出更友善的籌辦空間，也降低了活動企劃的實質上與心理上的門檻。例如相對於一個人跑去和物管溝通，一群人共同反映問題更容易獲得回應；又或者當活動場地因突發狀況無法使用時，有緊急聯絡的夥伴共同處理、相互支援，也讓主辦者更安心。
看見青創戶關係建立的重要性，也讓輔導團隊開始思考，如何將夥伴關係建制化。在輔導興隆社宅時，團隊便建立了雙月會的制度，先根據行政需求將青創戶分為五組，並要求單號月的第一個週五定期召開種子會議，各組報告兩個月來的活動概況、遭遇的問題，並構思可能的解決方案，讓所有人共同討論。雙月會的主題基本上是圍繞著實際活動策畫問題，並以達成實際解決共識為目標；也因此，會議本身也就成為一種問題解決的機制，確保輔導團隊陪伴一年退場之後，青年依然有能力共同協商，找出社區關係經營的問題並解決之，讓青創的能量能永續地在社區中燃燒。
重新定義「美好社區」
退一步來看交流會，種子戶的互動本身，就是透過集體的行動，在重新定義何謂「好社區」。透過一個個活動的完成，青創種子戶的每個人都正在一步步地，改變著都市住宅的關係想像。無論是以影像紀錄長輩的故事，還是透過染布共創跨世代的記憶，種子戶們透過一場又一場的活動，一次一次以新的方式，串聯起這個混居的、垂直設計的社會住宅。例如共耕食代從菜市場找來賣相不佳的剩食，放置在交誼廳供人自取；或者台中好伴的團隊以調皮的破冰小遊戲，到處「整」阿公阿嬤，打造起長者與都會現代青年之間的連結。這些持續的關係實踐，創造了反思機會，讓被以新方法串聯起來的居民們開始想像一種新的「社宅生活」圖像。簡單來說，青創計畫下每個青年都指向相同的目標：轉化空間印象。由於每個居民都佔據了一方空間，所以透過轉化每一個社宅居民，就得以轉化每一處社宅空間。透過轉化了社宅空間，就能轉化社會大眾對社宅既有的負面標籤。
這也是交流會的第三層意義；也是在這個整體的層次上，青創戶們才回應了政策對於「重寫社宅觀感」的期待。青創計畫作為整體，對外想挑戰的是整個都市對社會住宅的負面觀感，對內則面對社會住宅內部長期沉積的依賴與固著關係網絡；在這個條件下，輔導團隊做為過渡性的陪伴角色，如何建置青創種子戶之間的社群，讓社群自主且有效地解決問題，維持內部活力，甚至進一步，滾動更多非青創戶加入經營社區關係，這些遠程的規劃，都落回在這樣的實體交流會上。
—— 再宏大的理論願景，都需要有人實踐
一場交流會，橋接一個新世代的社會住宅想像
交流會上，我看見三個層次的作用交融，橋接起個體戶與政策期待之間的鴻溝。一來，執行單一活動所需媒合的資源、資訊和相關規範，是透過交流會上多方行動者的現身與討論，推進了制度上與空間上的建置。再者，透過建立青年之間的經驗分享和實質交流，讓個別社宅內的種子戶共同形成基本關係網絡，以此為基本盤，一方面穩固青創的能量共同解決問題，另方面以此關係網絡為新的社區藍圖，帶動更多居民加入。最後，透過跨社宅之間實質互動，讓散居各處的青年們成為社群，更清楚定位自身的活動，以及活動背後，建構新的社區關係的社會文化目標。
而打造這樣的社群，也是輔導團隊的一場「設計」：交流會上，青年們積極的參與、分享活動設計的困擾，再將心得帶回個體所在的基地，去設計下一場活動。而輔導團體則透過交流會，來設計出穩固、有延展性的青創社群，讓社群得以自主茁壯。
要設計一個社群，是隱而不顯的；就如同交流會場中，右側後方的兒童遊戲區。那裡坐著幾位年輕爸媽，陪著學步的孩子，散落著一些玩具分散兒童的注意力。這種對兒童和照顧者的友善與支持感，貫穿整場活動。台上青年分享著活動「搞砸」的經驗時，孩子也穿梭在討論桌之間，自由地玩耍和進食；而桌邊的人們總是笑著、看著，以尊重兒童的方式與眼前初見的孩子互動。這或許體現了這群年輕人的某些特性，包括所處的家庭生命週期，申請青創計畫的活力，以及活動經驗磨歷而成的關係經營經驗。這個社群還很新，並且以創新的方式被串聯起來、同時又背負著創新的政策期待。他們的存續本身，不應該只被視為政策的考核對象，而是台灣嘗試營造新型都市社區關係時，最早的體制建構者。
